甲骨学研究史
首 页 > 甲骨学 > 甲骨学研究史 > 商承祚:甲骨学泰斗 楚文化鼻祖

商承祚:甲骨学泰斗 楚文化鼻祖

日期:2018-10-10 15:38:01      作者:      点击量:361



商承祚(1902-1991),字锡永,号驽刚、蠖公、契斋,广东番禺人。古文字学家、金石篆刻家、书法家。21岁时凭一部甲骨文字典《殷墟文字类编》一举成名,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“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”之一。抗战后,随金陵大学西迁,1940在长沙收购古文物,根据此行所着《长沙古物闻见记》被考古学界认为“开楚文物研究先河”。


商承祚手书甲骨文立轴,1943年作。


商承祚手书秦隶册页:我将欲责 仁义式礼 乐垂衣常 以禁争捝。


  书法篆刻精绝,他从小走的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学艺路径;打台球骑摩托,他却是学生眼中不折不扣的“潮人”……

  温润如玉,谦谦君子,他是个“老好人”;但在原则问题上,他从来不惜得罪人,为了阻止陈家祠和西堂拆迁,他顶着“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”的帽子四处奔走,甚至直言上书国务院和文化部……

  他好“淘”文物,富于收藏,珍贵文物字画颇巨;却立下遗愿,所有收藏不留给后人,而是悉数捐给博物馆……

  作为古文字学家,商承祚精于描摹,与时俱进,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;作为考古学家,商承祚对于楚文化研究的开创贡献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。但在这些已经被符号化的成就背后,商承祚的文人风骨和鲜明性格似乎渐渐淡去。
  其实,商承祚是个简单的人。无论是谦虚谨慎地埋首书斋做学问还是为不平事奔走呼号,商承祚并非有任何创举,只是一直恪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“本分”,但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,“慎独”者又有几人?放眼如今,能够做到不为外力所驱者又有几人?

  因为纯粹,因为简单,所以伟大。本期世纪学人,带你走进一个真正“慎独”的学者商承祚。

  年少时,商承祚的父亲、晚清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教导儿子:“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埋头工作、不为名利、是非分明、从善如流、嫉恶如仇。”这几句话,商承祚记了一辈子,也做了一辈子。

  战火纷飞,保护文物四处奔波风餐露宿

  “我既非科班出身,又无任何学术头衔,是一个白丁。”在文章《我的大半生》中,商承祚这样写道。的确,翻看商承祚的履历,最高的学历教育是“大学肄业”22岁时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,只读了一年便接到东南大学的教席邀请,专教甲骨文字。 商承祚一直自嘲“学书不成去学剑,学剑亦不成”,其实他与古文字的缘分早已结下。他哥哥商承祖曾说,弟弟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字画。当18岁的商承祚告诉父亲决心学古文字时,商衍鎏说:“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,只能做个名士,名士也要生活啊!”


  1920年,商承祚去天津拜着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为师,开始正式学习古文字,一年多以后,21岁的商承祚便写成《殷土虚文字类编》一书,深得王国维赞赏,亲自为书作序,谓“如锡永(即商承祚)此书,可以传世矣!”并称赞其释字“精密矜慎,不作穿凿附会之说”,商承祚也被认为当时最有希望治古文字学的四位后起之一。




  少年成名,许多人据此认为商承祚是“天才”。然而,这“天才”却是靠日夜苦读换来的。商承祚自己回忆,那时白天在罗振玉家拓铜器铭文,晚上在伯父家攻读有关《段墟书契考释》的着作,“每晚从9点开始,一直读到鸡鸣”。罗振玉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有这样的评价,“论聪明,锡永远不如昌泗,但锡永知道自己短处,实事求是地刻苦,将来有成就的还是他。”“商先生最大的特点在于找材料无孔不入,他还会和盗墓的‘土夫子’交朋友,确切了解文物的来龙去脉。”商承祚的学生、中大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。

  即使身处乱世,商承祚从未放弃“眼见为实”。1938年12月,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商承祚与刘铭恕等5人前往距成都90余里的新津县调查崖墓群,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,从一百多座已被盗过的大小崖墓中,收集到不少遗弃下来的文物,并在墓内椎拓一些带有铭文的拓片。这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,“墓穴口入口仅容一人出入,墓内光线毫无,靠手电筒照明。崖墓掘建近千年,墓内结构松化,不断的塌顶、塌墙。在调查时,墓顶之上的裂石时有下坠,稍有不慎,就有被砸伤或砸死的可能。”晚年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时,商承祚依然觉得“令人汗浃”。

  1940年下半年,金陵大学令商承祚去湖南长沙收集一批文物以备成立博物馆之用。那时的商承祚恐怕没有想到,这次长沙之行会成为一场一年多的艰难跋涉。商承祚在回忆录中写道:由成都到长沙的路上,旅客稀少,间有土匪抢劫,或散兵骚扰,荆棘塞途,寸步难行,“在长沙环境艰难,时有警报,日寇飞机长飞临上空骚扰,或在市郊投弹,搞得人心惶惶,昼夜不安,还有两次日军据长沙,虽短短数日后主动撤走,但为保护这些文物,我亦两次仓皇携带文物到衡阳农村避难,备尝艰辛。”一年多的艰苦换来了一部着作,对此考古学界评价:“有了《长沙古物闻见记》,世人方知有楚文物。”


  赤子之心,立遗嘱将收藏文物悉数捐出



  在深圳博物馆的密封珍品藏柜中,有一幅清代着名书画家郑板桥的《竹石图》,家喻户晓的《咏竹》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乱崖中。千磨万折还坚劲,任尔颠狂四面风”就题于竹石的右上方。这一幅珍贵的画便是商承祚上世纪90年代捐赠给深圳博物馆的。“光这一件,在当时就已经价值50万美元。”商承祚的学生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炜湛说,这只是商承祚捐赠的珍贵文物中的一件。

  无论是北京的故宫、历史博物馆还是广东的省博物馆、深圳博物馆,甚至是长沙、南京的博物馆,许多国内的博物馆都曾收到过以商承祚名义捐出的珍贵文物。“商老曾亲口对我说过,这些文物,传之子孙不如献之国家,传给子孙不知道哪一天被他拿去换钱了。”陈炜湛回忆。

  这番话得到了商承祚之孙商尔从的证实,在他的印象中,祖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留下话,走后将文物捐献给国家。“祖父早年经历过战乱,看见无数的珍贵文物毁于战火,认为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将这些财富保护得非常妥善。”商家后人一直遵循着商承祚的遗愿,陆续将整理好的1200多件文物捐赠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,其中,一、二级文物超过60%。

  商承祚的慧眼识珠让许多散落民间的珍贵文物回归博物馆,其中就包括两方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端砚之王。1951年,商承祚以160元的“天价”购得一方黑黢黢的砚台,随即告知广东省博物馆:“你们可携款到我家来取。”博物馆工作人员上门看后,认为价昂不要。商承祚也不急,淡淡地说:“你们何年来取都行。”两年后,博物馆终于来人了,原来那方不起眼的砚台便是广东三大名砚之首的“千金猴王砚”,平时通体黑色,并不引人注目,但只需用湿布擦拭,便能清晰地显现出生动的猕猴形象。十年之后的1961年,在商承祚的协助下,省博又以120元购得另一名砚“松鹤砚”。而另一方“碎石砚”却始终不知去向。

  对于商承祚捐献的众多文物,商尔从强调“祖父收藏都是靠自己的薪金所购,而非有些人说的‘商氏是官宦世家’来自祖传。”商承祚好“淘”文物,早年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了买文物上。

  虽然商承祚对朋友很慷慨,但对于自己和家人却有些“吝啬”。1972年,商承祚一家搬到中大东南区1号后,除了添置几张折叠坐椅和一张折叠桌外,就再也没有添置新家具,五六十年代购买的家具一直用到他九十年代去世。“祖父在生活上对我们的要求是节俭、爱惜东西、有条理。不能浪费,他用过的纸张,反面还用于书写,信封也是翻了再用。例如,在文革时候他所写的‘交待材料’,就是在《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〈兰亭序〉》论文的稿纸反面书写的。祖父家里有个旧的德国五音挂钟(听祖母说是在五十年代购买的二手货),挂在客厅的墙上,每周上一次发条,祖父年纪大后,不能爬上去上发条,每周总是督促我记得上发条和按电台报时校准时间。挂钟的发条断过好多次,他总是要找人将它修好。”



  为保古迹,怒斥“唯上命是从,不是正气者”


  “独乐莫如众乐”,这是商承祚常说的一句话。从孟子的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到范仲淹的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一脉相承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风骨,在这方面,商承祚无疑是最传统的践行者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,如果没有商承祚,或许就没有今天的陈家祠。上世纪80年代,已经年逾古稀的商承祚看到陈家祠、光孝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被占用遭到破坏,四处奔走呼吁:写信向省市领导反映情况,数次与文管会交涉,尽力取得媒体支持。经过他十余年的劳累奔波,这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得以收回。

  在1982年至1984年的日记里,商承祚完整地记录了为中大西堂拆迁而奔走的过程。为了这座鲁迅、何香凝、周恩来、郭沫若都曾留下足迹的小楼免遭拆除,一向温和的商承祚成了“怒目金刚”。在1983年3月8日的日记里,商承祚这样写道:“与他们作了几年的斗争,去年曾将之上告国务院、文化部文物局”。由于他的据理力争,文化部文物局曾电函指示“西堂不能拆,如已动工,则立刻停止”。



  因为和某些部门“对着干”,商承祚被扣上了“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”的帽子。即便如此,当西堂被“违令拆除”时,他仍然力争不止,当面斥责拆除西堂的中山图书馆馆长“不问事曲直,唯上命是从,不是正气者”,还亲自去工地劝说,并两次用加急电报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和文化部,其中1984年4月13日给当时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的加急电报电文长达174字。“那时候家里人的确会有看法,有时候晚上都快10点了,他都上了床,还有人来找他谈论西堂的事情,家里人担心他的身体。”商尔从说,无论是在家里讨论事情,招呼客人,还是往来的路费电报费,祖父都自掏腰包。


 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,研究古文字的学者都是些严肃、古板、无趣的老头,但是商承祚却让人大跌眼镜。他爱玩、爱吃雪糕、爱摆弄新鲜玩意,一直保持着如孩童般的好奇心,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尖端的“潮人”。



  “你搞古文字这行,应当坐牛车啊”



  “潮人”,这是陈炜湛和曾宪通对于老师商承祚的共同评价。研究古文字的学者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严肃而古板的,商承祚却是中大有名的“老顽童”。一则在康乐园广为流传的段子便是:中大学子经常会在路上碰上这样一个老头问路:“我叫商承祚,请带我回家。”

  从年轻时起,商承祚便是“大玩家”。十来岁时,商承祚与伯父居住青岛,每日下午常至长里余宽约三丈的海边的长堤垂钓,所得皆黄鳝无另种鱼。并且非常喜欢放风筝,风筝有名纸鸢,其品种有鹰、雁、蝴蝶等。童年时他多动手自己制作,他还特地记录下扎风筝的要领:“鹰左右相等,糊制时,须用两条相等的线,在翼上拉好,糊纸时力求相等,否则飞上高空会不断翻跟斗。”

  及至成年任教于北平,商承祚的“玩性”更是不减。在他的《我的大半生》中,详细记录了这段时期的生活:每星期六晚去打台球,甚至通宵达旦以为乐,因为入迷,夜卧床上,以帐顶作球台,回忆某次球位打不到的原因在哪里,而不觉疲惫。又买了辆摩托车,俗称电驴子,以便于访友,常骑在长安街,因街道宽阔即与汽车竞赛,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,他们说“你搞古文字学这行,应当坐牛车啊!”。后来又想买小汽车,但父亲不同意,说:“摩托车小,易避让人,汽车大,容易出事,人命关天,后事难以想象,不同意。”于是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  这种对新鲜事物如孩童般的好奇心,成为理解商承祚的关键词。“当时许多人读他的文章,以为他是长袍马褂,见了面才知道是西装革履,而且打火机、折骨伞这些新鲜的玩意他都有。”曾宪通回忆,1976年中大唯一一部彩色电视便在商老家里。

  商尔从对祖父晚年的形容是“童心未泯”,“80年代初到香港看见一个会叫会动的电动鹦鹉玩具,给曾孙买了一个,自己也买了一个,挂在客厅的圆拱门中间,这鹦鹉与客厅古朴的气氛相比显得有点特别,来的客人总会问这是什么,他就会打开开关,让电动鹦鹉叽叽喳喳地跳一下,自己也不亦乐乎。”



  “三条腿的马”和“吊死鬼的美人”



  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在《陋室铭》中的这句话,对于商承祚来说,或许应该改成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常白丁”。在后辈们的眼中,商承祚是个儒雅却没有架子的人,他能与名士相谈甚欢,也会和中大的保安门卫打成一片。晚年时,穿着唐装白绸裤、手里拿着雪糕的商承祚甚至成了康乐园一景。晚年,商承祚免费为书法爱好者传授技艺,商尔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“每周日家里总是门庭若市,七十年代时,书法爱好者以工厂工人和教师居多,他总是来者不拒。遇到学书法的人或其他早年朋友家庭生活上困难的,还给予经济上的接济。”


  商承祚秉承父亲“不做官”的教诲,一生唯一一次和官场打交道是1944年为了生计在重庆担任盐务总局帮办秘书。因他不熟悉官场,所以在两年多的秘书工作中,从未拟过一份官场式的文稿,却常去古玩商店逛逛,练练书法,或收集文物字画,或开个人书法展览。在这一时期,商承祚认识了许多当时的文艺名流,如着名画家徐悲鸿、张大千,还有郭沫若。

  商承祚与徐悲鸿友谊深厚,两人经常谈论书画,有一次商承祚看着徐悲鸿的四幅画说:“我和您提个意见好吗?”徐曰:太好了。于是取一幅奔驰的野马,曰:“三条腿的马”;取一幅垂尾回顾的坐猫,曰:“狐狸尾巴的猫”;取一幅竹,曰:“甘蔗的竹”;取一幅仕女,因颈子略长,曰:“吊死鬼的美人。”说完两个人大笑不已。徐曰:“自到重庆以来,只听一片赞扬声,既未闻意见,更谈不上这样好又尖锐的批评,此之谓知友!好,我请你吃午饭。”晚年每想起这些往事,商承祚仍若有所失。


  在原则问题上,商承祚向来“不给面子”,即使对朋友也不例外。同为古文字学者,商承祚与郭沫若经常讨论学术问题,是“一起吃担担面、手撕鸡”的交情。但1965年郭沫若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文章称“《兰亭序》不是王羲之所作”,立刻在学术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。商承祚立刻发表《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〈兰亭序〉》反驳郭沫若的观点。“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会‘随大流’,也不会阿谀奉承,郭沫若是他的挚友,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学术权威,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,能公开否定郭沫若结论的人少之又少。”商尔从说。

  本文参考《商承祚文集》、《曾宪通学术文集》、《清芬济美》等书,特别感谢陈炜湛、曾宪通、谭步云三位老师,以及商承祚先生后人商尔从先生对本文所作的支持和贡献。
 

 
撰文:南方日报记者 吴敏